根据航运咨询公司德路里（Drewry）的分析报告，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越南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提案可能彻底“重塑贸易和国际运输”，呼吁航运公司、货代和货主积极调整运营策略。
Drewry指出，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影响体现在关税实施后的六年中，从中国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货物增长几乎停滞，总体增幅几乎为零。与此同时，当时未受关税影响的越南对美集装箱出口量在同一时期增长了45%，明显受益于贸易转移。
学术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2024年Haberkorn等人的研究显示，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每增加1%，一年后的贸易量就减少1%。这一研究结果凸显了“特朗普2.0”情景下更高关税的潜在影响。
“广泛但不均衡”的关税风暴
“特朗普2.0”关税政策是一次升级。与其第一任期的针对性关税不同，这些新提案将广泛但不均衡地适用于贸易伙伴。中国面临特别极端的关税增长。而越南，作为上一轮贸易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也被列为46%的关税目标，这标志着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逆转其近期收益。
然而，亚洲地区的关税结构并非一刀切。例如，菲律宾的拟议关税仅为17%，而马来西亚为24%，韩国为25%。这种差异化的待遇预计将引发区域供应链的重大战略调整。Drewry认为这将形成一个复杂的赢家和输家局面。
集装箱航运市场的动荡将对航运公司和货主产生“不对称的短期影响”。Drewry指出，与之前的关税政策相比，“特朗普2.0”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总体贸易量。咨询公司警告称，“上次关税改变了贸易模式，但总体贸易量仍在增长”，而“新关税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导致海运量下降”。这显著提高了风险。新关税政策不仅引发贸易流向的改变，还可能导致全球航运需求的整体收缩。
针对物流供应链调整的货主策略
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Drewry强调整个物流供应链需做出战略调整，航运公司需要重新思考其战略和商业模式。其分析指出，这需要从“优先保护主义、区域贸易和战略联盟”转向“此前不受限制的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
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Drewry给货主提出一些建议。首先，企业必须彻底“审查并尽可能转移采购来源”，积极探索受高关税影响较小的替代供应商和国家。这需要深入研究新采购地点的物流，分析运输基础设施、交货时间和转移生产或采购的关联成本。其次，应对复杂多变的关税制度的复杂性意味着公司可能需要聘请更多关税专家以确保合规并优化关税负担。至关重要的是，货主必须预测并研判运输能力和运价的波动性，保持其供应链的弹性以抵御潜在的物流中断和成本波动。
Drewry建议货主进行详细的影响评估。这些评估应考虑关税抑制总体需求时“可能的较低运价”情景，但也需为“可能的较高运价”做好准备，例如美国对中国建造的船舶征收港口费，这将增加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
货主还需要评估航运公司可能会根据贸易模式和货量的变化整合服务或调整航线，从而影响运输目的地和内陆运输成本。
承运人的应对策略
Drewry建议航运公司和货代根据美国航线调整运力和服务频率以匹配需求模式的变化。鉴于美国市场可能存在的贸易摩擦，建议航运公司在美国以外寻找新市场，通过货源多元化减少对可能收缩的跨太平洋或跨大西洋航线的依赖。此外，若关税引发海运量下降，还需要考虑减少运力以匹配总体货量增长放缓。
针对中国建造船舶面临的港口费用，Drewry建议航运公司应主动引入公平的费用分摊机制，以透明地管理和分配这些额外成本。作为一种潜在的缓解策略，航运公司甚至可能需要人为地将其船队分类，以在与美国相关贸易航线上管控风险。
Drewry 认为，“特朗普2.0”关税的规模和范围，不仅针对中国，还针对越南等之前的受益者，加上各方反制措施，标志着全球贸易流向将从可预测模式转向更加碎片化和动荡混乱的格局。
来源：Baltic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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